自费出书 职称出书 学术出书

很多学科都效法历史哲学的路径,不再满足仅仅认识学科的“如此然”,而探索学科背后的“之所以然”,例如文化哲学、艺术哲学等,甚至理工学科也出现了学科哲学,如建筑哲学、天体哲学等。我们文学工作者是否也可以建立“文学哲学”呢?

所谓文学哲学就不是一般性地评论文学的“如此然”,评说作品的优劣好坏,而是探讨文学的“之所以然”:作品为什么是优、是劣、是好、是坏的?进一步说,就是要探究出作品萌生、发展、成长的内在规律性。

舒晋瑜虽然在访谈中没有提过“文学哲学”这个词儿,却贯穿了文学哲学的路径,以她特有的执着、深厚的素养、秀和的风貌,不断向作家们叩问“为什么”。

她向作家陈忠实发问:为什么要在《白鹿原》开篇引用巴尔扎克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”这句名言,“这是不是也体现了您的一种创作野心”?陈忠实作为一位史诗性的大作家恰好喜欢这种追问,回答中承认自己在最初构思时,认识到历史不仅是人物和事件,更是一个社会中人的心理秩序的脉搏、脉象。舒晋瑜紧接着得出结论:正是在这种构思中,作品在深度和广度上呈现出极具史诗气魄的大手笔。这就是富有历史哲学和文学哲学的对话,这些追问“为什么”的对话在书中随处可见,从而使这部访谈录实现“深度”的追求。

舒晋瑜与阿来的对话也充满了哲学性。舒晋瑜问道:“我一直在想,是什么成就了阿来,是这方水土还是后天的努力?”也就是阿来及其作品的“之所以然”。照过去的思维方式,很多作家会讲许多感谢的套话,阿来却坦诚地肯定:“当然是天赋。”并继续说道:“其实很多问题,如果更高深的智慧,反问一下就明白:这方土地又不是养我一个人,我是最不被养育的一群人中出来的。”作家是如何产生的?这个文学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,由于否认或忽视天才的存在,很多理论家说了一大套也没有讲清楚,甚至越讲越离谱,在阿来与舒晋瑜的对谈中,一句话就点透了。这就是“深度”的威力,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。

既然是文学访谈,当然要突出文学性。舒晋瑜与毕飞宇的对话正是在探究文学的“之所以然”。毕飞宇在我心目中是富有艺术气质、懂文学的当代作家。他最好的作品是《平原》,并不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《推拿》。舒晋瑜似乎跟我的艺术感觉相通。她跟毕飞宇说:“以往获得茅奖的作品,多是宏大叙事。但《推拿》不算是。”这引出毕飞宇精辟的回答:“我非常热爱宏大,但问题是对宏大的理解可能不一样。所谓史诗模式是宏大,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小的,跟叙事者内心的宏大几乎无关,真正的宏大是留在人物的内部。内部的宏大是非常惊人的。……从我写作开始,兴奋点就在内部而不是外部。写一个小说,写战争,写来写去都是外部不涉内心、不涉及感受,对我来说不可想象。王安忆评价迟子建的时候,说:‘她知道小说在哪儿。’这个话说得特别好,每个人都有一个判断,每个写作的人都知道‘在哪儿’,因为这个判断,导致每个作家不一样,我所理解的宏大,永远在内部。”

“知道小说在哪儿”这个说得特别好的话,其实就是懂文学。文学在哪儿?就在人的心里。题材再大,写战争,一心写战争的过程,却没有写战争中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生感受、曲折命运,就算不上文学。因为文学不是历史教科书,也不是军事战术学,而是要生动、深刻、鲜活地写人,写人的心灵。这涉及文学哲学最根本的课题。很多搞了一辈子文学的人,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始终懵懵懂懂,弄不清楚,始终还在概念化的泥淖里瞎折腾。王安忆与舒晋瑜的对话题目是“对这个世界的变化,我无法归纳成概念”。这是真正懂文学的文学家说出的真理,即文学与概念无缘。

一位哲人说过:“感觉到了的东西,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,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。”理解了文学的“之所以然”,为什么是如此的,不是如彼的,究竟是什么,究竟在哪儿,才能实现文学的自觉。通过阅读舒晋瑜和这些作家之间的对话,能发现她是属于懂文学“在哪儿”的记者和作家。这部《深度对话茅奖作家》,对文学的理解富有“深度”,是懂文学的人之间的对话录。要达到这样的“深度”,除了禀赋之外,还必须下大功夫。舒晋瑜在访谈之前,都对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阅读,做足了功课。既进行了平面阅读,就是把作家的代表性著作找来,不能说精读、细读,至少要浏览一遍;也进行了立体阅读,搜罗作家相关的文字访谈、视频访谈、研究资料等,甚至作家曾经提及哪部作品或电影对自己产生过深远影响,她也要了解一番,作为参考。

“深度”不是因为有咄咄逼人的气势,也不是因为所提的问题多么锋芒毕露,而是要看访谈者是否能提出有底气、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,可以引发作家的深度思考,不断地拓展话题,共同开辟新的思想领地。这是我阅读《深度对话茅奖作家》得出的一个启示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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